黄帝陵

　　古代人们的活动及环境的物质遗留，为后人探究历史真相提供了真切的凭据。因此通过考古发现对传世文献进行验证，有助于人类拨开弥漫在史实周身的雾障，重拾曾被自身遗失的记忆。文献视野中的黄帝，与中华文明的开创息息相关，夏鼐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由考古学来解决”①，那么作为中华文明初曙时期的关键人物——黄帝的问题也是如此。
　　文献记载发明文字这一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发生在黄帝时期②。传说黄帝之史官仓颉造字。把文字的产生归功于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显然不合逻辑。考虑到文字的产生轨迹，我们认为仓颉对文字的贡献是整理而非创造。整理的前提是有积累了相当数量可资整理的素材。这些素材当时是否确有?大量考古发现为揭示问题的答案提供了线索。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往往是以一系列仰韶文化陶器符号为出发点的。经科学发掘而进入现代人视野的半坡遗址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首先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类似符号在同一类型其他遗址如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甘肃秦安王家阴洼、大地湾仰韶层，河南灵宝北阳平、西坡遗址和河北永年台口村遗址仰韶层等颇具规模的出现又提供了更多可分析的资料。据统计所见刻有符号的陶器陶片半坡遗址有113件，符号27种；李家沟有23件，8种；姜寨129件，38种；大地湾10余件，约10种(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归并后超过50种)。这些刻划符号多见于涂有黑色带纹陶钵口沿，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③。尽管半坡遗址的发掘者谨慎地表示“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原始形态之一”④，多数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是直指其为早期文字⑤。有学者甚至根据传统“六书”说对半坡符号进行分析，指出在半坡时代之前“汉字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历程”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早于半坡类型的甘陕地区大地湾一期文化，同于半坡类型的安徽蚌埠吴郡乡双墩村新石器遗址，晚于半坡类型的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柳湾墓地、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杨家湾墓地都有与半坡符号形状、大小极为相似的陶器符号出现⑦。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发现的不同遗存中所存在的这种冲破时空藩篱的共性决非偶然。结合专家们的论断，我们认为在大约距今7000年的以甘陕为重镇的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仰韶文化的创造者们已经使用相对固定的文字。这种文字因其原始性成为现代人眼中的“天书”，但当时却参与了文化的交往和传承。炎黄时代始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期⑧，其时已有文字应该不成问题。
　　关于铜器与黄帝时代的关系，《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类似说法又见于刘向《列仙传》：
　　《仙书》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
　　直观地看，这则资料提供了两个信息：①黄帝已会采铜铸器；②黄帝于器成之后乘龙升天，飞离人世。前者易于理解，也在考古学上找到了依据——仰韶时代的遗址中已出现冶铜遗存，如陕西临潼姜寨一期、山西榆次源涡镇、河北武安赵窑等地都发现了经铸造而成的铜制品⑨，甘肃东林乡马家窑类型地层中甚至发现了一把完整的青铜刀⑩，说明秦汉时期人们关于黄帝制铜的记忆还是相当准确的。问题是黄帝的制铜与升天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考古发现龙山时代中国的铜器冶炼更加进步，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土物分布区域更广，据统计“大约在东至胶东、西达甘青、北抵河套、南至鄂中这一广袤地带，发现有早期铜的遗址已超过25处”(11)；二是出土物种类数量增加，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出土铜制品达30件(12)；三是铸造技术水平提高，如工艺流程细化、合范出现，等等（13）。种种迹象表明此时中国已进入“铜器时代”(14)。我们根据这种情况推测，黄帝铸鼎既成而乘龙升天的传说，所反映的就是“铜器时代”的到来。“铜器时代”到来，“以玉为兵”的黄帝于是在古人的心目中绝尘而去，便乘龙升天了。
　　《史记·孝武本纪》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近年来新石器时代城址的研究成绩斐然，大量4000年以前的城址被陆续发现，范围遍及各个历史文化区。在传说中黄帝部族的早期活动区域陕西北部，存在大量时代集中在距今5000年-4500年、建筑技术较高的石城遗址。”在黄帝后来活动的最主要的历史舞台中原地区，据统计仅1992至2002年间所见就达62座，其中郑州西山城址展示的内涵尤其令人惊喜。西山城址是目前发现的中原地区年代最早而筑墙技术最高的城址，其年代经测定在距今5300年-4800年间。西山城址的时代、地理位置及文化内涵与文献中黄帝活动的时空背景非常吻合，有人由此认为这座“中原第一城”就是黄帝时代故城(16)。
　　黄帝对礼仪制度的贡献，诸如“垂衣裳”“作旃冕”、制鼓作乐等，在早期文献中可谓屡见不鲜(17)。至于黄帝时期的礼仪性建筑，文献中也有“黄帝立明台之议”(18)的记载。何谓“明台”?从稍晚《水经注·谷水》中“昔黄帝立明堂之议”及《玉海》卷88《器用·鼎》引《管子》“黄帝有明堂之议”可知，“明台”即“明堂”，也就是后来人们想象中的远古帝王祭祀与布政的建筑。这种建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
　　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商曰阳馆，周曰明堂。(19)
　　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20)
　　在同一时期称呼也不固定：
　　夏后氏世室。(21)
　　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22)
　　大室屋坏，……大室犹世室也。(23)
　　据顾颉刚的考证，称其为“大室”，是“以容积言”；称其为“明堂”，是“以方向言”(24)。至于它的具体形态制度，已无可信的资料记载，所谓“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25)
　　无论名称怎样与时变化，形制规模如何难以廓清，文献中关于明堂的两个线索看起来十分清晰：其一，先秦及汉代的人们认定黄帝时期已有明堂之制，如汉武帝时人呈献的一份明堂建筑图就托为黄帝时物(26)；其二，明堂具有明显的礼仪功用，如黄帝在明堂向贤者学习(27)、周文王在明堂被“宗祀”(28)、周成王于洛邑建都后也在明堂举行一种以酒灌地祈求神灵降临的祭祀仪式(29)，故后人总结说它“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30)。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901号特大房屋建筑遗址和河南省灵宝市西坡遗址105号房址的先后发掘对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大地湾901号房址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仰韶晚期房址。这座坐北朝南，由主室及左、右、后室构成的房屋位于大地湾遗址建筑群的中心区域，自身面积达290平方米。周围约1000平方米范围内不见同期其他房址，向现代人展现了一个以此房址为中心的宽阔广场。堂前广场上的两排柱子及其前面的一排青石板更增添了整个建筑的神秘色彩(31)。有学者将901号大房子与文献中的“明堂”进行比较，认为其主室因面积可谓之“大室”，因朝向及有三个正门可谓之“明堂”，因地面做工考究坚硬光亮而合乎“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的要求。因此“从行政角度讲，它是当时酋长首领们集会议事、布政之宫；从祭祀角度论，它是人们举行祭祀活动的中心庙堂——大庙大室或宗庙大室，是祭政合一、权利中心所在”。至于广场，由于两排柱子可能是代表各氏族部落的图腾柱或挂设各宗氏旌旗的立柱，一排青石可能是贡献牺牲的祭台，因此“当然也是举行重大的集体活动时使用的神圣空间”。(32)
　　西坡遗址105号房址时处仰韶文化中期，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发掘者根据房屋的居住面、墙面及部分夯层面均被涂成红色，柱础坑周围有红色辰砂等迹象推测该房址可能是有特殊用途的原始殿堂(33)。
　　虽然以901号、105号建筑为明堂大室尚不能坐实，但结合其他保存较完整的仰韶遗存(如陕西姜寨、北首岭，甘肃大地湾甲址等)中都能看到房屋向心构成神圣空间的情形(34)，同期遥远的大汶口遗址中也发现存在“庙堂大室”类大型建筑的征兆(35)，仰韶中晚期普遍出现氏族部落集会、祭祀、举行庄严仪式的公共场所应该不存在问题。仰韶文化后继者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出有重要礼器”(36)，更证明《白虎通》“礼始于黄帝，至尧、舜而备”的说法并非呓语。
　　综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学上的种种迹象都表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确实是中华文明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关键阶段。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对黄帝“人文初祖”的传颂并无不当——他的确站在了文明的门槛上。
　　【注释】
　　①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6，第87页。
　　②《淮南子·本经训》。
　　③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3)；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3)。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第186页。
　　⑤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1)。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979。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3)。张光裕：《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二卷，香港中文大学，1981。李学勤：《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文史知识》，1984(5)。
　　⑥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979，第463页。
　　⑦甘肃省博物馆等：《一九八〇年大地湾一期物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2)；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初论》，《文物研究》总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青海省文物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5年；宜昌博物馆：《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4)。
　　⑧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前研究》，1984(3)。
　　⑨半坡博物馆等：《姜寨》，第149、343页。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1)。唐云明、孟繁峰：《河北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⑩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3)。
　　(11)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122页。
　　(12)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2)。
　　(13)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12)。
　　(14)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125页。
　　(15)《三秦都市报》，2006年8月13日。
　　(16)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故城》，《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17)详见《周易·系辞下》《世本》《山海经·大荒东经》《史记·秦本纪》《汉书·律历志》等。
　　(18)《管子·桓公问》。
　　(19)《玉海》卷88《器用·鼎》引《尸子》。
　　(20)《明堂考》。
　　(21)《周礼·考工记》。
　　(22)《竹书纪年》。
　　(23)《春秋榖梁传》文公十三年。
　　(24)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97，第148页。
　　(25)《旧唐书·礼乐二》。
　　(26)《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27)《管子·桓公问》。
　　(28)《孝经》。
　　(29)《尚书·洛诰》记“王在新邑……王入太室裸”，正义引王肃云：“……裸者，灌也。王以圭瓒酌*鬯之酒以献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饮谓之裸。”
　　(30)《淮南子·本经训》。
　　(3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2)。
　　(3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31-32页。
　　(3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8)；《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3)。
　　(34)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第231-237页。
　　(35)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成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36)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第3期。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